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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年知青的叙说，

这里有一代人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倾听，

感悟人生的涅槃蜕变……

　

一切要从二中出发说起：

　　年11月6日早上约八点钟，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向坐落于越秀山脚的广州二中聚集。拿着行李的是我校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学和部分同学的家长，（我们这些父母被“打倒”，关进“牛栏”的干部子弟，家长是无法来送行的。）而其他的则是来送行的同学们。“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解放军也站在校门口来送行，标语在校内主楼上悬挂，红旗插在长梯的两旁。

　　来了几辆卡车，同学们纷纷握手告别，家长们帮子女将行李递上车，车上的人接了放好。等全部同学们都上了车，汽车慢慢起动了。我们在第一辆车上，红革会的红卫兵大旗在车头上迎风飘扬，这是我们这些红卫兵走向新征途的开始的第一步。送行的家长和同学在校门口前的马路上不断挥手告别，呼喊“战场上！”、“一路平安！”??????

　　车到了河南太古仓码头，码头戒备森严，围了不少的“工人纠察队”，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虽然四周依然插满了旗帜，虽然我们这一船是广州市中学生去海南国有营农场的第二批学生（前天出发的那一船是第一船），只是今天没有锣鼓、鲜花，没有“热情洋溢”的送行词，只有少数千方百计钻进码头的送行的人微弱的告别声。随着红卫二号的鸣笛声，轮船慢慢离开了码头，我们这些中学生正式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等场部坐卡车下红岭一排下乡上山青年专用乘船证

　　经过28个小时的航行，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海口巿秀英码头的外面，船下了锚，这样，我们在船上又待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船靠上了码头，同样，没有欢迎的情景，只有无声的红旗在风中飘扬。下船后，我们被安排在农垦卫校，白天顺便逛了海口市的市区，又住了一晚。11月9日才有车送我们到位于琼海市大路镇的国营东红农场场部。同船的广州其他学校的学生亦分別集中，然后由各所属农场派车运走。（我只记得广州执信女中的同学和我们同船到海南，她们是去文昌市育种站，还有其他学校的同学与我们同船，可能还有六中、广雅等学校的同学，时间太久了，记不清楚了。）

　　在场部办了几天学习班，分了队。于是又是坐卡车，同样，在去红岭一排（后改名为红岭一队）的卡车上，广州二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大旗再次迎风飘扬，陪同我们19位知识青年，到离场部最远，而且是最艰苦的的红岭一排。到红岭一排的是武振海，何代宁和妹妹何美妮、李文昌和妹妹李卫东，崔干行，我和妹妹肖小湘，周冀裴，李中铎，陈虫虫，孙恭敏和弟弟孙恭辉，刘小惠，卢美波，王佳慈，陈广平，还有张继红（红二队张继东的妹妹），谭朝华（八一队谭美燊的弟弟），后来又来了一个八一中学的饶卫民，这样我们红岭一排就有了20个广州知青。

　　红岭原地名叫牛荫岭，也简称牛岭。是当年琼崖纵队的根据地之一，地处琼海、定安、文昌3县交界之处。因为:“文化大革命”，被改名为红岭，而且其山地土质以红土为主，因此红岭这地名改的也算是名副其实。红岭队有2个排，叫一排、二排，算是一个队。2个排相邻很近，约15分钟路程。红岭队相对于农场的其他生产队来说，是一个新的队（新队是指，红岭一排工人基本是做开荒、种小苗、林管工作，当然这个新队也有好几年历史了，红岭队是离场部最远的队（从连队到场部走小路也有30公里）。

　　两座新建的茅草房，泥墙还未完全干透，一座是男生宿舍（也就是新的＂家＂），在队部瓦房的左侧外面，一座是女生宿舍，在队里操场的右侧。床是木桩钉在泥地里，钉成架子放上床板，2个床之间仅够一个人出入。这就是我们11个男生、8个女生今后共同生活的集体的“家”。挂上蚊帐，把衣箱搭在2个床头上，可以写信，算是书桌。队里给了2个马灯，但光线肯定不够，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到二排小卖部花五分、一角钱买3个小油灯和煤油，再买上煤油，这就是我们看书、写信的光源了。

　　学习班、分班，一切落实了。发工具：锄头、砍刀、扁担、半月锄、三齿钯，后两种是开环山行后才发的。

　　在11月19日，我们,19人又由老工人陈七带路，走安山队、过黃竹、到大路用了6个小时，走了30公里到场部向毛主席表忠：插根工农，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红色接班人！这一次我们留下了一张宝贵的照片，这是45年前的青春留影。从红岭队步行三十公里到场部留影

　　最早的劳动是砍芭。砍刀磨好，装上一米多长的刀把。到荒山坡上，把树木、灌木、大芒、杂草等全部砍倒，等晒干后，一把火烧掉，然后是开环山行种橡胶。（这是地道的：刀耕火种。）收工回来，还要到老百姓的香茅炉旁，把蒸煮过香茅油的香茅草，担回队里，扔到牛栏里沤肥。几天下来，手上起了水泡、血泡，肩膀也红肿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手上起了茧子，腰和肩也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我们过了劳动关。

　　砍芭时也有趣事，老工人介绍砍芭注意事项时，特別讲了要小心漆树，人碰了会过敏，我们开始还不以为然，砍了漆树后还拿来打闹，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我与其他同学还用砍下的漆树汁在手臂上涂抹，还好没有过敏反应。不过有一次陈广平偶然碰到了漆树，半边脸肿得人都变了形，治疗休息了近一个星期才能开工。烧芭就更好玩了，烧得蛇爬了出来，就满山捉；烧黄蜂窝时，抓出蜂蛹就送往嘴里嚼；还有发现鸟蛋就直接磕到喉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中间只有武振海有这个胆量。

　　烧了芭的荒地，还有一些树头要处理，小的由工人用锄斗挖，大的就叫场部机运队派拖拉机来，绑上钢丝绳，把树头拉出来。挖的才对头和拖拉机拉的树头都集中起来，这就是食堂煮饭的柴火了。我有一段时间被派去跟拖拉机，拉树头这活挺轻松的，但另外一种就辛苦得多了，在山岗地较平缓的地方，要用拖拉机把地犁松，好挖胶树坑。而我的工作就是打犁，在后面的双铧犁上坐着掌握犁的深度，这可是吃土吸尘的活。有一次我打犁时犁刨起了一块高近一米五的大石头，犁铧一下竖了起来，还好没把我从座位上抛出去，可把拖拉机手和我吓坏了。老拖拉机手（这个拖拉机手是个复员兵，他水壶里不装水，只装酒）还把他随身带着的水壶里的酒给我抿了一小口来压惊。砍芭休息时在椰子树下留影

　　队里为了加快橡胶树的种植，专门抽了几个青年用炸药炸树坑，我负责带这几个人做这项工作。每天领雷管、炸药、导火索；到工地几个人分散开，一个人负责五六个炮，点火、隐蔽、数响声。最危险莫过于排哑炮：数少了数，那就有哑炮，等15分钟，我就一个人冲上去，拨掉导火索和上面的雷管，远远地扔掉。（团里曾通报在东安片，有一个连队的人在排哑炮时，等待的时间不够，结果伤了人，因此规定等哑炮时间延长到15分钟。）安全第一嘛。

橡胶树是种在山坡上的，因此按照等高水平（这是大约的标准），做成环山行来种植。环山行是向内倾斜约5～8度的平面，宽度为2米左右，隔5米挖一个80厘米X80厘米宽，深近厘米的树坑，坑是上大下略小的（60厘米X60厘米）。一开始没经验，一天也就做二三个树坑的样子，后来到大会战时，一般都是十七八个，最高的可做二十三四个了。当然这也是非常累的了，回到宿舍稍微洗一下，倒下就睡了。

　　队里有食堂，知青们是不用自已煮饭的，不过老工人有家庭的都建有小厨房，通常只拿本人的饭菜回小厨房和孩子一起吃。队里有菜地，有工人专门负责种菜，我记得他是江浙人，叫顾振芳。队里养了猪，有二三十头黄牛，一头水牛。黃牛是养来积肥的，因此被称为老爷、少爷牛。逢年过节队里也杀一头来改善生活。水牛是专门拉车运输的，负责赶车的人叫陈阿夫，是浙江人，牛被他养得滚圆滚壮的。每隔一两天就出动走大公路去场部运东西，当时红岭出黄竹到大路场部的路，在到海南东线公路前是红土路，走起来，晴天一片尘，雨天烂泥巴、泥泞不堪，因此阿夫的牛车，就成了红岭两个队的主要运输工具了。

　　老顾回家去探亲时，我曾经代理过十几天的种菜工作，早上先要淋水，然后就摘菜：茄子、黄瓜、西红柿，还有些青菜，送到厨房。老顾菜种得很好，黄瓜等结果很多，今天摘够了，明天又有一批能摘的瓜果了。看着西红柿由小变大、由青变红，茄子、黄瓜也是一天一个样，就觉得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收获成果的感觉不知道多好。

　　队里还有十亩左右的水田，种水稻。这田是山坑冷水田，有的泥很深，犁地时牛好像在泥水里游泳，而人也陷到泥土里，泥水到大腿上面，（全靠泥下面沉的木头，否则还不知道人和牛在泥里能陷多深呢？）种的水稻产量很低老百姓也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因而被队里拿来种。所收的稻谷不用上缴场部，就算是补充队里食堂的粮食缺口。其实我们的口粮国家定量是每人每月36斤，场里有专种水稻的粮食班（后改为八一队、八连）负责生产粮食，把每个职工的粮食定量补到每人每月45斤。也是因为队里有菜地和水田，我顺带也学会了种菜、使牛、犁田、耙田、种水稻从育秧到收割、晒谷、入仓碾米、等一系列的工作。

　　红岭队的主要工作是做橡胶树未达到开割标准的大、中树的林段管理（橡胶树开割标准：那时定的是离地一米高的主干直径达到20厘米才能开割），开荒种小苗。还有一个年建场时种下的老胶园，有一两个割胶工割胶。因为离场制胶厂太远，而且胶水又太少，所以农场在红岭设了一个制胶、烟胶房，有一名制胶工。制好的胶片打好捆，累积一定数量由陈阿夫的牛车运到场部交货。

　　台风，是橡胶树的一大祸害。橡胶树木质脆，很容易折断，但它的折断不是台风从海上进入陆地正面吹断，那一般是吹倒，而是一股回头风（通常被称为回南风），这回头风吹过来，等于用风力把橡胶树反向一扭，橡胶树就被扭断、吹折了。每年都有数次台风光顾红岭，风势或大或小夹风带雨的，风大时在茅草房里是很危险的，连队安排大家挤到砖房里。风过后抢着第一时间上山看树，那是满目疮痍，每个林段都有十几棵甚至二三十棵树被吹倒或折断。倒的树扶起来支撑好，断枝的树要修技处理。最可惜的是主干折断，而且是接近十几厘米直径的大苗，那就得补种。扛着七八十斤重的大苗走在泥泞的山路上，滑倒弄得一身泥那是正常的，没滚东瓜那是万幸的了。

　　年春节，是我们上山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队里热闹非凡，杀猪宰牛给职工分肉。杀猪宰牛，对于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孩子可是新鲜事，把肥猪捉住绑好，它们一路嚎叫不止，不大的杀猪刀，一刀下去，血涌出来，嚎声应刀而止，猪血用木盆接住用盐水凝结。用开水泼上去刮毛，开膛破肚。宰牛则是另一番景象，地上钉一个矮木桩，把牛鼻子尽量绑到贴地，然后用大锤去打牛头，这次打了十来下，牛才趴下死了（以后没再用这么野蛮的方式了，到别的队请会杀牛的人，用一把三寸的小尖刀，在牛的脑后某部位，一刀下去牛就倒地，死了）。杀死牛后在牛的后腿脚跟开一个小口，往里面鼓气，使牛皮容易剥离。剥下的牛皮用一个架子撑起来晒干。把牛肉分了，牛骨在饭堂的大锅里煮成浓浓的牛骨汤，分给职工。我记得李文昌在饭堂拿了一块小盆大小的、近半厘米厚的凝固牛骨油，吃得咔哧咔哧的，不知道多高兴。

　　为庆祝春节国家增加供应面粉每人二两、白糖每人一两，我们的班长陈兴中就做了面条，还叫了我们班的几个知青去他家吃饭，吃了糖煮的面条和鸡等，因为他有小孩在桌旁，我们只是做个样子、点个卯就走了。

　　为了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我们这邦知青也准备了节目，有小合唱、三句半、对口词、样板戏清唱等，在队里的大操场演出，受到老工人和孩子们的鼓掌欢迎。节目中的三句半和对口词都是结合当时的时事和队里的真人真事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曾到附近的农村，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村民们演出过。 　　

　　在红岭一队瓦房的侧面墙壁上画有大幅毛主席像，那是何代宁画的，他画主席像画得非常好，我和妹妹小湘还专门以它为背景照了一张照片留念。（何代宁在写“在海南的日子里”一文的博客中也把他和妹妹美妮的照片展示出来，我相信其他同学也有同样的照片，留下了红岭队的记忆。）那时为了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用喷药的喷雾器，在男知青的茅草房顶用白灰浆喷写了“毛主席万岁”！我和何代宁特意在房前拍照时，把它也放在取景框里，不过，照片出来后却看不太清楚。当时我去海南时，把家里的长城照相机也带到了红岭，这是我们能留下这些当年的珍贵照片的原因。

　　我们也陆续把家里的自行车给拿到连队了。我和武振海分别是一辆28寸的，旦旦和虫虫分别是一辆26英寸的。一到休息日，武振海和虫虫就骑车去内洞队，我和旦旦也有时骑车去其他连队。武振海和旦旦还曾不辞辛苦，分别骑车去了屯昌──他们弟弟的农场看望。我记得有一次我骑车去团部回来，正好碰到刚下过雨，过了黄竹转入小路后，红土路泥泞得很，车子别说骑，推都推不动，沙盖和轮子之间堵满了泥巴，只好找个树棍，走几步捅一捅，累得半死才过了这段红土路。以后就学聪明了，一是取掉车子前、后轮的沙盖；二是雨天不骑车走红土路。

　　我和小湘在拿到被冻结的父亲的存款存折后，除了买了2个箱子、2床毛毯和蚊帐外，就买了2台六管红灯牌多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带到海南。旦旦也带了他父亲留下的飞利潽收音机。我们用这些收音机收听新闻、样板戏等，也算是工作之余生活的调剂吧。

　　我们红岭一队也增加了许多知青，有汕头来的学生黃锦水、刘泽南、李木泉、黄锦明4人，他们住在球场边的茅草房里。后来，又来了广州二十四中学学生黎锦琪、黎朝、黄镜开、肖伟信等，江门的学生罗锦雄、郭亚新、张仲强、夏玉珍，等，湛江一中学生官志东、钟宇钊、梁庭国、邓颂军、陈碧云、吴惠珠、林红、郑志刚、劳剑平等，又来了一批汕头市、潮州市的学生陈郁林、吴赛卿、林丽珍、吴锦水、林孔毅、周?娟、纪绿荚、何明杰（他以后担任了红岭一队队长，我、周冀裴、陈重重在年回红岭时他还接待了我们。）曾国强、方克成、梁珊桃等，澄海青年蔡堡成、林庆顺、曾仲海、等。因为过了45年了，很多人的名字已经忘记了，所以只能把记得的人写下来，对于这些曾经在红岭队（二十四连）一起战斗过的知青们，说声对不起，但我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砍芭、烧荒、开环山行、种橡胶树、管理林段的日子。我记得澄海青年是最后到二十四连的城镇青年，当时已转为兵团了，红岭一队改为二十四连了。（以后我调到新建连队二十八连，再来的人就不知道了。）这样一来红岭队的知青就人员鼎盛，人数超过老工人了。与妹妹小湘在连队旁的小胶树前留影去东平场看望同学

　　在红岭一队（二十四连）有些人和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队支部书记胡邦如，成立红岭片后他任片长。他是海南人，为人和蔼可亲，脾气很好。很能包容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劲十足的红卫兵，对我们的一些不成熟的言论和行为，通常是和风细雨地谈话、指正。他是个好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他在90年代前后调任琼海县滨竹山华侨农场党委书记。

　　副队长黎文柄，也是海南人，他的家族在大路公社和东红农场有多人任各级（公社、大队等）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他有一个外号叫“发屌柄”、（发屌是海南话，意思是发神经、神经病），他负责分配各班的劳动工作、检查劳动成绩、早上打钟开工等。记得有一次他半夜三点把钟敲响，结果大家起来准备出工，再一看天色和时间才半夜，都气得大骂“发屌柄”，他老先生倒好，敲完钟后，又回房呼呼大睡，任你跳骂喧天，我自死睡不动。（我们队主要是橡胶树林段管理，都是八点钟才开工的。）

　　班长们：红岭一队分了4个班，分別叫：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记得，武振海、陈虫虫等在团结班，班长年纪较大，是海南人，名字不记得了。崔干行分在紧张班，班长叫吴水苟，罗定人。我和何代宁等人分在严肃班，班长陈兴中，罗定人。孙恭敏分在活泼班，班长是谁完全不记得了。这4位班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真负责，对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很是爱护，手把手地教我们各种劳动技能，如砍芭不能平着挥刀，要斜着向下砍，尤其是小树、灌木、大芒等；要小心茅草和大芒的叶子，它的边有小齿会割手脚，还教我们怎么使用锄头，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关心我们，经常会把他们的小厨房给我们使用，煮些食物。在年元旦、春节时我们这些广州学生都在各自的班长家里加过菜（那时队里只有我们，其他知青都是以后陆续才来的）。

　　老工人陈七，罗定人，他是年东红建场就来了的工人。东红农场高祟武副场长，年到广州游说我们到东红来工作时，陈七也去了广州向我们介绍东红农场的情况。在场部分下生产队时，也是陈七和队领导来接我去红岭的。在队里办完学习班，又是陈七带我们去场部表忠心。这一次我们还在场部灯光球场照了一张集体照留念，在今天看来这张照片尤为珍贵。

　　复员兵田顺增，浙江人，他是年复员到农场来的。他人高马大，膀大腰粗，讲话声音也大，他是我们严肃班的副班长。他和我们这些广州青年关系很融洽，喜欢和我们聊天，在工作上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有一点就是不吃田鸡，因为姓田，我们常以田鸡如何好吃，如何营养等来引诱他，他每次都很肯定地回答：不。

　　复员兵刘水安，广西人，是大概年复员来农场的。刘水安喜欢别人叫他刘医生，为人喜欢吹牛，就算被当面揭穿，也决不会脸红和感到难堪，依然自若地继续自说自话。自称曾被派去参加医训班，因为找他看病的人太多，排了老长的队，根本没法去听课。还说排队看病的人中有一个19的岁女孩，瘫了21年，被他三剂药医好，蹦蹦跳跳地回家了。他喜欢在发工资后，去二队小卖部自己买香烟（他本人不抽烟）、炼奶、糖果等，回来就说：去帮人看病，家属表示感谢送的。于是我们这帮不知情的男知青，一涌而上分得精光，他却高兴得很，仿佛我们分享了他行医的好处，而且下个月发工资又重演一次。我曾根据他所讲的事，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打朝鲜战上海解放陈九

下联：当团长坐吉普原是?手

横批：不信白不信。

　　（注：陈九是我队另一复员兵，开始是国民党兵，被俘后又参加了解放军。）

　　刘水安自从复员到红岭队以来，从来不给家里写信和寄钱，更不用说回乡探望老父亲、老母亲。他父母在农村生活得挺苦，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前两年安山队一个他同村的复员兵回家探亲，他父母才知道刘水安不仅活着，在国有农场工作，还有几十元每月的工资。我们知道这件事后，都无法理解，只能说他是怪人一个。

　　还有喜欢打猎的关芳和他的粉枪，我和武振海有一次跟他去打猎，半夜里打到一头黄猄，饱餐了一顿黄猄肉；南田农场的干部子弟，拉二胡的朱波，他和我们广州知青关系最好，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年时听说他因病去世了）；医院复员的吴才跃医生和他的夫人小周；喜欢到我们宿舍来听我们聊天，外号叫老摸的罗定人小辛；家庭出身不好的小老工人黎淑和，等等。这些人和事，当回忆在海南的岁月时，不时地在脑海里翻滚。

年11月下连队前与同学曾仁山

（后排左），贾念鸿（前）合影

　　后来到农场来的各地知青越来越多了，加上年三四月间海南和湛江的国有农场转为广州军区建设兵团，我们东红农场变成一师六团，团级正职领导都由现役军人担任。我们的团长叫康守田，政委王序东，参谋长姓钱，还有一些现役军人在团部领导部门任职。原场长、老红军罗琦调到一师师部任副师长，原副场长高崇武、吉开泉等任副团长，其他农场领导干部也是任相应的副职。红岭一队成了二十四连，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加上经过锻炼，我们也成为熟练的工人了，成为班长、副班长了要带新来的知青了，也就没有上面那些既辛苦又丰富多彩的生活了。这也是我隔了近五十年，对成立兵团前的日子还记忆深刻的原因。

　　我们的老场长罗绮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年参军的老红军，行政级别为十三级，因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担任了我们东红农场的场长。时任海南农垦局的局长王昌虎（后来任海南区党委副书记）红军时期是罗琦排里的兵。王局长对罗场长很尊敬，罗场长去找他时，他马上站起来让座。场里的人都说，场机运队的车在海口碰到大问题时，找罗场长出面，马上就能解决问题。罗场长很平易近人，我们知青到了红岭后，他多次来红岭，还曾亲自到知青宿舍检查，看安置得怎样。干部、工人都说，罗场长工作很细致，对干部要求严格，批评起来人很厉害，但对工人很和气，会拉家常、问工作、学习和生活。他来红岭时也曾到我们知青宿舍和我们聊天。

　　其实还有一些值得写的小事：在红岭有一种树叫鸭脚木，木质较软、较轻。我们跟老工人学会了用这种木头来做木拖鞋，用砍刀先砍出脚形，上面做平，下面在鞋头部位砍出斜面，中间砍空一些，后面就是鞋跟了，再用胶皮钉上，就成了木拖鞋了。由于木质软不太耐磨，这种自制拖鞋一般都较厚，有5-8厘米高，就是这样，也很快磨光。好在鸭脚很多，也容易找到，所以一般两三个月就得再做一双新拖鞋了。再就是找砍芭刀的长木把和做扁担：砍刀把要一米来长，要硬木的，一般用树身有刺的荆棘木，有一次我爬到一棵荔枝树上砍了一根荔枝木的刀把，很好用，就一直用到调回广州才丢掉。扁担又是用另一种树木做了，要韧性十足的小树木料才行，现在已经忘了这树的名称了，我找了2棵不同的树，精工做了2条扁担，非常好用，一条硬些，另一条柔韧些。这2条扁担我从二十四连到二十八连，再到十连，一直都在用。回广州时还专门带了回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搬家时才丢掉，到现在还有些怀念它们呢。

　　年建设兵团成立了，海南、湛江的个国有农场组成了九个师，海南六个师、湛江3个师。我们一师六团为此在红岭新建了3个连队：二十六连、二十七连、二十八连。团里又组建了武装连（二十九连），我们二十四连的20名广州知青（广州八一中学的饶为民比我们晚一些到二十四连，加入我们的集体）就一分为五分到了5个连队。武振海、陈虫虫去了武装连；年11月18日正式宣布了二十四连人员调动名单：二十六连12人，二十七连13人、二十八连17人。广州青年王佳慈、李文昌、何美妮去二十六连；崔干行、张继红、陈广平去二十七连；肖大连、周冀裴去二十八连。二十五连广州知青黄文辉、李国泉去二十六连；林尤汉去二十七连；海峰险峰去二十八连；去二十八连的还有汕头、澄海青年，林庆顺、蔡兆霓、林少田、陈有得、郑茂荣、黄瑞平、杨丽卿、黄丽英、杨瑞娜、蔡绍龙、王盛渠、蔡堡城、李健新、陈郁林、陈名辉、黄桂金、辛映玲一共17人。后来武振海从武装连也调到二十八连了。再后来又成立了红岭片（营），营部放在二十六连，后萧小湘调到卫生室，也去了二十六连。

　　二十八连设在一个山冈上，光秃秃，一片空旷，真是幕天席地。从二十四连过来要翻山越岭，下到二十七连，再爬上山，顺着山梁走好长一段小路才到二十八连，走一趟大约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二十八连是在东红农场的东北角，是最靠近文昌市的连队。向东距离文昌市的重兴5公里，向南距离琼海市的烟塘也是5公里。

　　新建连队，没有房子，没有水源（水井），因此我们这些第一批的连队成员（先遣队）只能暂住在二十四连，每天跋涉一个多小时去新建点工作，十分辛苦。首要任务是盖房，第二是定点挖水井。

　　房子只能是简易的茅草房，但盖起来也不简单：平地、立柱、上梁、衍条、墙架子──这些是房的框架，再用香茅草（已提炼过香茅油后的草体）混泥抹在墙架子上作墙，窗户就留一个方洞，门可要木料来做框；再在顶上铺好茅草，就建成了。这是易说难做的事，对于我们知青来说也是第一次自己盖房自己住。

　　盖房的木料（柱、梁等）是由团部卡车运过来的，但小衍条，还有绑的篾条等，要用竹子，那得我们去安山那边砍了扛回来。早上我带一个知青（有几次就我一个人），从二十四连出发，到过了安山队的竹林，砍好三四米长的竹子，去掉枝杈绑好。扛着竹捆走小路，上山下岭地3个来小时才能回到二十八连，中间只能在二十四连午吃午餐，一天的工夫也只能走一趟。在老工人的带领下，很快立起了架子，糊好了墙。上屋顶的茅草是既轻松又愉快的活，上面的人把茅草从下檐向上铺，一层压一层，还得把茅草绑在小衍条上密密实实的，到了屋顶上最后一层还得用东西压住。这是最关键的，要防两面结合处漏雨，还要防止被风，尤其是台风掀走。用了十来天2栋茅屋建好了，我们也就正式进驻二十八连了。团部也派了基建队来盖了2栋房，一栋是住房，另一栋是饭堂。随后工作进度也快了，陆续又建了一些房屋，连队的外观有点模样了。

　　挖水井的关键是选对开挖的点，先由懂行的老工人查地形，选井址。我原以为一定在山沟底，最低的地方开挖就行了，其实不然，不是每一条沟都能挖出清甜的泉水来的。这次盖茅草房是学会了，可这选水井的井址可学问大了去，没搞明白。

　　挖水井可是苦累活，开挖到一米，一米半时挺轻松，再深下去就得用辘轳来提土，摇上去筐里的土会向下撒，而在这直径约二三米见方的深坑里干活热得只能光膀子，土撒下来，头上、背上都和汗混在一起，成泥团、泥浆了，粘在身上很难受。越往下，越气闷，干一两小时就得上来，凉快一下、喘口气。最怕是碰到大石头，只能四边挖松，捆绑好吊上井，我们在下面紧贴井壁，生怕一个不小心掉下来，那就不只是砸破头的事了。下雨是土工作业之大忌，而挖井更是了。还好，我们很幸运，在挖井的这段时间里，没下雨，否则光是排水就不知道要花多少工，而且雨水渗入土里对开挖好的井壁有很大的影响。总算在挖到五六米时地面开始潮湿了，吊上去的就不再是干土石块了，再挖下去就是稀泥了，终于挖到了泉眼，泉水涌了出来，井下井上的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样，建立连队的两件大事房子、水源就解决了。

　　我们的连长是甘定春（东新队连长）、指导员周伦章（黎明一队指导员，他晚来了好几个月）、副连长周福章（原二十四连付连长）、副指导员张瑞常（原二十五连副指导员）、文书陈穗宁（内洞队调来）。内洞队的孙雅文、八一队的叶凯也是第一批调来二十八连的知青。后来在武装连的武振海、黄伟洲来了，还有其他连队调来的老工人等，二十八连真正建立起来了。

　　新连队什么都没有，菜是二十四连支援的，米和油是团部拉来的；还有猪和牛，团里号召老连队支援。我专门去了八一队拉猪和牛，猪好办，捆上用卡车拉就是了，牛可要赶、要牵的。为此，必须给牛穿了鼻绳才能走，穿鼻绳时必须用手捏住牛鼻中隔，使牛尽量把头仰高，这样牛使不上力，无法顶人。可是开始我不懂，捏着牛鼻使劲压得牛头贴地，可是牛一用劲，就把我给顶出一二米远，又得重新抓住它。还是老工人教了我，才顺利穿好牛鼻绳。

　　为了扩大橡胶种植和生产，为尽快满足国防和工、农业生产以及和人民群众生活上对橡胶的需要，在兵团的要求下，团里做了个开荒两千亩的规划，各连要抓紧开荒，扩大橡胶种植面积，重点在我们红岭新建的3个连队。破坏了山林自然环境，大力砍芭、烧荒。（现在看来是亊倍功半，得不偿失，自然这是后话了。）团里发动了“大会战”，口号是：小雨赶紧干、大雨大干、没雨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埋在胶树下，变成肥料多产胶水，等等，这是非常极端的言行！结果是：命令工人，早上5点上山开荒，晚上十一二点才回连队休息，真是干得两头黑，当然这一天的三顿饭都是在山上吃的了。天黑没光线，每人把自己的小油灯拿来照亮，挖树穴，做环山行。每个月只休息一天，其他时间就是开荒，为完成开荒两千亩奋斗。有张无驰其效果可想而知，一句话就是“劳民无功！”这就是典型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行为，为了大开荒,武装连也被派了过来，虫虫也来到二十八连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了。

　　开了荒就要种树了，育苗是第一位的，连里派了一个老工人（班长）和我带了几个知青去东泰农场采摘橡胶籽，因为那里的橡胶树是马来西亚的优良品种，速生、抗病、不易倒伏。我们去了近一个星期，每天在林段里捡树上掉下来的橡胶籽，最后打包用卡车运回连队，开苗圃育亩。

　　其实橡胶小树苗的种植，还有一道重要的手续，就是芽接。芽接是将长到直径15厘米的普通品种胶树小苗，在离地20厘米左右的地方用芽接刀剖开5厘米长、2厘米宽的树皮，将优良品种胶树的含有芽眼的一小段树皮插入剖开的树皮，要露出芽眼部位，用胶纸捆绑起来，等芽眼发芽、长高以后再将本树芽接树苗以上部分砍掉，最后长大的小胶树，就是品种优良、抗病、胶水产量高、胶乳含的百分比高的橡胶树了。

　　连里需要木料（板和方料等），就派了我跟着木工老赵、班长吴文纲去团基建队去开料。用大板锯开原木，再用电锯开木方和木板，这都是要讲究二人配合的。我和张瑞常在抬大木料时，因为没有配合好，没同时放手，他抛下一头时，我还没松手，结果被木料的边缘咬了手。我右手中指根就掀起一大块皮肉，都看到骨头了。医院，缝了十来针，到现在我的中指还是有些麻木的，因为那一下把中指神经也扯断了。

　　这一住院足足住了四十几天，缝针时时间太长麻药都过了效果，最后两针等于是在没麻醉状态下进行的，可是够痛的。可是更难过的还在后面，前一个星期痛得晚上无法睡觉，医院里面走，实再在困了才能眯一会，真是痛极了、辛苦极了。后来好多了，医院在团部周围，我到附近几个连队看望了原二中的同学，如八一队、东宁队。

海南民风几则：

　　在二十四连时和吴医生一起从广西军区来的还有一个军医，因为他以前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少尉军医，后来参加了解放军，也就是这个事，被强迫转业来到兵团当工人，他就住在我们广州男知青宿舍后面的山坡上。他应该是海南人。他来的时候也带了老婆来的,（他老婆是文昌人）因为有家属要盖小厨房，我们只见他老婆、岳母在忙，什么割茅草、和泥等活，而他却在房前的平台上，坐在躺椅上喝茶，根本不去帮忙。而且我注意到，他一开工回来，他老婆马上帮他脱下劳动服装，侍候他洗脸、洗手，摆好椅子、茶水，他就像太爷一样地喝茶，他老婆才去忙其他的事。后来熟了，和他聊天，他得意地告诉我：看怎么样，我老婆侍候得多好。你以后找老婆就要找文昌姑娘。文昌人的习俗是，男人只干田里的重活，（当然女人也得干）一回家就什么事都不干了，老婆给洗好，换上白衬衣，就任由男人出去玩耍，自己再干家务、煮饭。因为女人不这样的话，会被村里的人笑话，说这个女人懒、不贤惠。就是在学校里若是有劳动，如打扫卫生、帮老师盖小厨房等，也是男生家里的母亲、姐妹来干，男孩子就袖手旁观；更过分的是有的男生，上体育课时戴着草帽上课，因为怕晒，而这是必须自己做的事，家里的女人无法代替干的。

　　在医院养伤时，一天晚上，附近农村用大卡车运来了一个孕妇，可是还没等抬下车，小婴儿就匆匆忙忙地来见世面了，医院里忙乱起来，医生、护士来往奔走，我因为手痛睡不着，正在房廊来回溜达。卡车附近的血腥场面不想去看，就跑到伙房看炊事班长，给产妇煮什么？是面条加鸡蛋，还是其他，谁知什么也没搞。一问才知道，产妇的婆婆不准搞其他的东西，只在家里带了盐炒黄豆给产妇吃，说是海南或是本地农村的风俗习惯。不马上杀鸡，鸡蛋面条也好啊，只吃黄豆！真是不可思议的风俗。

　　在二十八连时，去重兴趁墟，路过一个农村，正好有一户人家在娶媳妇，十分热闹，我们也走过去看热闹。看到在院门外摆着桌子，两三个人负责登记来宾所送礼品，大声唱说，“某某送礼XX”等，门口有人端着酒碗，先喝一碗进门酒，院内绳上挂着亲友所送物品。一溜长桌长凳，随便坐，开的是流水席，随到随吃，吃完就走。主要是一碗酒、一个饭团（拳头大）、一大块肉或鸡。

　　我去中兴大山里看望在伐木队的余万宁、林豪和黄伟洲等人，在驻地附近看到一个黎族妇女带着一个女孩从前面走过，他们穿着一身黑衣裙，头戴黑底花帕的帽子，腰系绣花的围巾，衣服和裙子都有花边，打着绑腿，腰上系着小篓插着砍刀。她们过后，黄伟洲他们说这是俩婆媳，黎族的风俗是男孩、女孩到十三岁就结婚了。她们从这里上山是去找下饭的菜（芭蕉芯等）。

　　黎族种旱稻的方式是在山上砍芭、烧荒，种坡光和山兰（二种旱稻的名称），用尖头棍子在烧过的土地上戳一个洞，每个洞放两三粒稻种，用脚一拨土就算是埋上了，就不管了。到秋后来收稻谷，收多少算多少，这样的搞法产量自然是很低的，亩产能有几十斤就不错了。明年又砍烧一块地，这就是地道的刀耕火种，是一种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

　　手受伤了，干不了胶林管理，连队就安排我放牛。我负责十几头黄牛，早、午、晚赶出赶进，十分轻闲。二十八连附近农村少，荒山岗多，放牛吃草的地方很好找。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将牛赶到一个山沟里，守住沟口，大可在树荫下看书、睡觉，牛不会走失的。还有有趣的事，那就是我们的牛爱吃菠萝，也会摘菠萝、吃菠萝。二十八连附近有很多的小山岗，被附近的老百姓开发种了菠萝，到了收获的时节，收菠萝的老乡挑着满筐菠萝从连队走过，一两毛钱一个，工人们买了吃，削下的果皮就扔在墙角，菠萝的香味吸引了牛，牛吃得上瘾了，于是开始在路过菠萝地的时候吃起菠萝来。开始我没注意，赶着牛走，反正菠萝叶子有刺，果皮上的钉也戳人，牛是不会吃的。偶尔一次一头牛落在后面，我走近赶它时，发觉它在吃菠萝，于是注意观察起来，发觉牛在过菠萝地时，很多大牛都会掰菠萝。用嘴唇含住菠萝上面的苗，用力摆一摆，把菠萝扔到地上，再用牙咬来吃，这可真是绝了。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菠萝不是用种子繁殖，是用主株上的侧芽种植的，侧芽需要晒几天才能种，这是老工人告诉我的。他们还跟我说，种胡椒是要放5斤杂咸水鱼做底肥，否则胡椒长不好。这2种种植方法是绝对想不到的吧！

　　孙雅文被评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代表，到团里、师里、兵团讲课如何加强思想改造，在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不断地改造自己，使自己脱胎换骨，等等。她甚至成为兵团的改造好的子女们中的标兵回到广州去讲课。孙雅文去讲课了，她那喂猪的活就由我来顶替了。队里的猪，养来养去，只有二十来斤。还是跳高冠军，八十厘米高的猪栏也挡不住，跳出来满山跑，像是小野猪。我的活是找猪草、煮猪食、喂这些不长肉的东西，还得清猪栏等，倒是一天忙到晚。连队附近尽是秃山岗子，要不然就是菠萝地，找猪草就得去附近的农村，看到被砍倒的芭蕉树，扛回来，切碎了和着饭堂里的瓜皮、菜渣、残羮剩汁煮一大锅来喂猪。孙雅文去讲课了几十天，我就当了几十天的猪倌。

　　年春节前我获得第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回到广州。那时母亲的堂姑也正好在我们家住（母亲的堂姑只比母亲大一岁，她们在湘潭时一起读书，一起当缝纫学校教师，年又一起参加徐特立同志所办的救亡学习班，一起参加了新四军）。她们商量后决定带我去保定的三十八军，找老战友李权（三十八军参谋长），送我去当兵。因为姑外婆的小儿子去年在农村插队时，就是通过李叔叔，从江西农村到三十八军当的兵。但是这一次，因为我当时的户口在海南，而又无法搞到广州巿武装部开的送兵证明。按照规定，以后复员或退伍只能回到海南农场，所以此事只能作罢了。这也算是上山下乡之中的一个小插曲。知青时期写的日记

　　年的下半年，我和旦旦再一次调动。打起背包、拿着行李，从东红场东北角的红岭片二十八连，调到南边的东安片十连（山口岭队，该连是我团距琼海县城加积最近的连队，离加积只有5公里，连里的老工人和知青经常去加积趁墟、买东西、看电影等）。同行的还有汕头青年刘泽南（外号路彻烂）、陈郁林（外号叫老省长）、江门青年罗锦雄（外号叫散仔）、苏成晃、郭亚新（外号叫水桶）等。其实当时调动一起去十连的还有林庆顺、蔡堡城等一班澄海青年，只是他们坚决不肯去十连，闹得很厉害，（估计是害怕去当割胶工，要半夜起来割胶）最后团里将他们调到十九连（黎明一队）去了。

　　十连是老连队，胶树大部分开割了，是以割胶为主的连队。和我们一样从其他连队调了十几、二十几人，都是知青，有广州的余定宇（东方队）、张任豪（不记得哪个连队的了）、潘安忠、陈青云、彭雪飞（一连、六林区调耒）等。都是先学割胶，加强十连的割胶人手。

　　我们去的时候，十连连长是王大锦（海南人）、指导员是周伦章、文书是王继文（海口一中知青）。十连是个大连队，光是割胶工就有一两百人，有8个割胶班，一个林管班，有胶水站、苗圃、后勤班、饭堂、托儿所、小卖部等。连队里的广州青年主要是广州十七中去的学生，还有几个年就到农场的潮汕青年，这些人已经被称为老工人了。

　　割胶是我们在红岭完全没接触过的工种，只是听闻半夜三点就得开工，其他一无所知，毕竟红岭的连队都是以林管为主。因此，一到十连就马上进入割胶培训班，对一切都有一股新鲜感。

　　带我们学习的是东安片割胶技术总辅导员黎惠光（印尼归国华侨、海南人）、副总辅导员王声（罗定人）。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每人发一个铝制胶水小桶、一把平口新胶刀、专门的胶刀磨刀石，先学磨胶刀。辅导员们来回巡视、指导，我们这些新胶工自动围成了几个组，一边听讲，一边磨了起来。这磨胶刀可不容易，胶刀的L型的平口要磨出斜口，刃口要成线，泛白的地方就是不锋利，割胶时就不顺畅，易造成用力过度而伤了胶树。经过几天的时间，胶刀磨好了，也经过了辅导员的验收、认可，当然持磨刀石的手也伤痕累累了，这把锋利的胶刀可付出了血的代价。

　　辅导员先讲了胶树皮层构造：外皮、真皮、内皮层，最后是木质部。我们割胶是割到内皮层，胶水是由内皮层分泌出来的，但内皮层又保护着木质部，因此他强调割的时候要恰到点上，既要割出胶水，又要留下薄薄的一层保护木质部，这就要求具有很好的割胶技术。倘若割伤内皮层碰到木质部，伤口部位皮层无法再生，会起瘤。以后重割到这一部位时会造成断路，胶水溢流，顺着断口外流，无法收集到胶水杯里，造成了浪费。

　　割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推刀；另一种种是拉刀。一般在人的肩膀之下的开割位用推刀，在高于肩膀位的要用拉刀。当然高可以用反向推割，总的说效果不是很理想，割胶技术难度也大很多；但一般低于人的腰部的开割位就难用拉刀了。

　　我们练刀的是砍了几个大半人高的胶树桩，种在地上，由辅导员开好刀路，开始学推刀。推刀是一只手把方向，向下压在开割的树皮上，又要使刀的立锋面轻靠在树身上，另一种手用力推刀向前，削出的树皮片呈长方形，约10厘米长，一下一下围着树身前推。经过3个星期的学习，经过辅导员和连队的头检查合格，我们被分到各个割胶班，再由班长安排到工组和分配割胶树位。

　　在休闲时，我们问老黎，他这么好的割胶技术是怎么学来的？他说：“那时在印度尼西亚，橡胶园很多，为了生活，到胶园找工，硬着头皮说会割胶，（其实国外根本没人教你割胶）等割坏了，被老板炒了鱿鱼，就又到另一胶园应工。这样转来转去，再加上自己看老胶工的手势，偷偷地学，才掌握了割胶技术。哪像你们有辅导员来手把手地教割胶技术，这在国外是不可能的，常言道‘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

　　我去的割胶班是几班（可能是三班或四班）以及班长的姓名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我们的割胶工组还记得较清楚，工组长姓陈（罗定人），大家都叫他阿弟，是一个很开朗，爱讲笑话的人。工组有4个人，一个是阿弟的老婆，还有一个是个女的（不是知青，可能是潮汕地区年来的青年），名字已经记不清了。

　　夜里三点钟敲响了，房里,4个人爬了起来，先去饭堂打饭，匆忙吃完（此叫夜宵，还是早餐？！），换上工作服，点上电石灯，提着铝制胶桶上山去了。

　　从连队出来，一溜的灯光，萤光点点向黑暗的山林出发。随着岔路的出现，灯光分了道，最终每个林段树位里都有一个亮点在迅速移动，身后的胶树上在微弱的星光下泛出一道围绕树身的白线。在晨曦微起时，转身四望，只见胶水沿着引流的铁片，一滴滴连续地滴落到胶杯里，先割的胶树上的胶杯里已有半杯、大半杯胶水。

　　通常胶工们在天色初明时就割完胶，工组的人聚在一起休息、磨刀。到太阳出来时就要收胶了，因为那时胶水不再滴了。

　　我刚开始割胶时动作慢，阿弟俩公婆要帮我割几十棵胶树。渐渐熟练了，他们帮忙割的树也从几十棵，到十几棵，终于那一天我自己割完了一个树位，从容来到工组休息的林间空地，沐浴着早晨第一缕阳光，那种满足感真是难以言传。

　　收胶是另一场速度战，左手提胶桶，手指间夹着胶刮，右手拿已装了半杯、大半杯、甚至满杯胶水的胶杯，一倒一刮，胶水收到胶桶中，放下刮干净的胶杯，又奔向下一棵胶树。一般情况下，我割的树位收的胶水有八到十公斤。有些高产树位每天能收胶水二三十公斤，那可得用扁担挑着大胶桶，到连队胶水站缴胶水了。

　　每个胶工2个树位，一天割一个轮留割。这样使胶树有生长养息的时间，（让树皮恢复出胶水的能力，能保持胶树稳产高产，也是保护胶树的手段，使胶树能延长开割年龄。）但是在兵团时期，为了完成超高水平的生产指标，也就不顾是否合理，强行一天割2个树位。这样的话，割胶工得半夜一点起床开割，否则割不完太阳出来后，气温上升，溢出的胶乳凝固，形成胶条，封住刚割开的树皮上的胶乳通道，胶水就出不来了。再加上不科学的埋电石等促使胶树多产胶乳的手段，经过兵团时期折腾的开割胶树，大部分在10年上下被更新了。要知道一棵正常的橡胶树，开割年限可高达三四十年，管理和开割好的，有的可达到50年还能盛产胶水，红岭二十四连的老胶园就是个好例子。

　　后来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经验”，加长胶刀的把，能使割胶速度提高，于是我把我的胶刀装了一个近四十厘米的长把，早上割起胶来快了很多。一般的情况下，我每天能帮工组的其他胶工割二三十棵树。其实，工组里的互相帮助是经常的事，每天互帮，割几十棵树是很正常的。有时工组里的树位因病缺人手，而连队又派不出机动胶工时，也是工组内的人齐心协力地包圆的。（我还曾经听说有青年胶工，把胶刀把延长到80厘米或以上，上工时扛在肩上，像拿了砍芭刀一样。）说实话，长把胶刀割胶是省力，又快，人也不用弯腰弯得那么辛苦，尤其是低割位时。但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割胶时人与树的距离远了，割时容易割伤树；二是用力容易过重，一刀下去伤树的部位就又深、又长。

　　三点起床夜色漆黑，天上繁星点点，电石灯只能照到一二米远，为了快些开刀割胶，大家都是匆匆快步。林段里胶树的叶子在微风中晃动，时有萤火虫在灌木和草丛中飞舞，耳朵里只有自己轻快的脚步声。临近天亮时才有虫鸣鸟叫声奏起无乐谱的自然交响乐，这时晨雾在微明的林段里弥漫，夜露打湿了每一个胶工的裤腿。

　　割胶时遇到蛇虫是常有的事，我就遇到过。一次夜里去林段割胶，走在小路上，在电石灯光下突然发现路中有一条银环蛇在爬，我马上用胶刀长柄尾上的护把铁圈把它打死，谁知前面又有一条，再次英勇战斗。一个晚上我连续打死了三条银环蛇。在下午修胶路时，我曾在林段旁的小树丛中发现有竹叶青蛇，攀爬在灌木树枝上，太头上扬，眼睛瞪着我，我赶快用砍芭刀把蛇砍成几段。最危险的一次是：我正在专心割胶时，突然感觉到有东西从裤管顺着小腿爬了上来，到了大腿了，我以为是一般的蚂蚁之类，于是用力一拍，谁知一阵剧痛，令我大叫起来，马上跑到旁边林段找工组长阿弟来看，只见大腿正中有2个牙印，牙距较宽，阿弟判断不是蛇咬，可能是大蜈蚣咬的。由于疼得不得了，阿弟叫我马上回连队找卫生员。我一路飞跑，到连队卫生室那一排房前，也不管天还黑着，队里的人还在睡觉，大叫卫生员，大声咒骂那该死的蜈蚣，卫生员（我们叫她烂脚医生，是海口青年）出来帮我作了简单的处理，使得疼痛略减。天亮上工后，连队的老卫生员（海南人）用自己的土方子：砍了一片仙人掌剖开，把仙人掌里面敷在蜈蚣的牙印上，到了下午才渐渐不怎么痛了，为此第二天还休息了一天。还好这次不是毒蛇（就是我曾经打死的银环蛇、竹叶青），要是毒蛇哪容得我跑回连队找卫生员处理。后来听说红二队余鉴彤被蛇咬了，还是李一峰马上割开伤口，用嘴把毒血吸出来、挤干净，就这样余鉴彤还迷糊了好一阵子，而事后李一峰也讲当时吸完毒血后，虽然马上吐了出来，人仍然感到有点晕。我这次可真是万幸呢。

　　由于眼睛不好，割胶时经常割伤胶树，因此我向连部申请退出割胶班，得到连队批准调到林管班一一九班工作。班长叫施绍通、我任副班长，带十几个潮汕知青，对连队未开割的胶树，做林段管理。班里有一个汕头青年叫袁少文，此人在连队里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鬼，而且非常懒。一次开工在林段里，他又发起懒筋，就是不干活，而且还煽动其他的潮汕青年不干活。我一看不对劲，也就不管那么多了，走上去一手把他掀翻，按在地上。这小子被按得动不了，嘴上还叫其他人过来帮他，当时我狠狠地说：“你们谁敢过来！”把他们给唬住了。从此这小子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耍横，老实多了。其他的潮汕青年也被镇住了，听话多了，当然暗地里偷懒耍滑是少不了的，只是不再敢当面来就是了。潮汕青年还有一手就是装病，不上工，最少的时候，班里包括我只有四人开工，帮潮汕子弟（大部分是社会青年，他们到兵团来是变相移民。潮汕地区的人口密度是广东最高的，那里人口平均土地只有不到一分地）是偷懒耍滑之人。

去琼谭门海边看望捞珊瑚的农友

（左边照片：船头：24中知青陈卓豪，

17中知青张任豪，周冀裴，另一农友，

右边照片：肖大连，余定宇，

黄伟洲，江门青年散仔）

　　我们的房间还是泥草房，四个人：我、周冀裴、余定宇、张任豪（广州十七中知青）都是从其他连队调来参加十连的割胶队伍的。业余的时间，我们几个人是融洽的，聊天、搞吃的等。阿余有气枪，我曾经和他一起去“打猎”，把鸡当野鸡打，回来用酒精炉煮了吃，4个人分享。那时有人探亲时从家里带来，或者托回广州的同学带的食品，一般都是同屋共享，有那么一点“共产”的风格。我们几个都爱看书、学习，旦旦是学外语，阿余是喜欢看历史类的书籍，我是从政治、文学、文俗等方面为主。在东红的这几年里，我看了不少的书，除了“毛泽东选集，毛所主张的6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外，我还看了《资本论》（第一部的前二、三章、第二部）；《鲁迅全集》十五册；中国民间俗语、谚语、俏皮话全集三册、左拉的《妇女乐园》、莫伯桑的《羊脂球》《第二次握手》《宋词》和所能找到的小说等书籍，那些外国小说、宋词等在“文革”期间可是被判为“封、资、修的大毒草”，我们也只是在同学之间私底下传看。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里，所能找到的任何书籍都如获珍宝。

　　十连第一批广州来的知青是十七中的同学，后来有了二十四中的学生，我们和他们相处得也非常好。区民、陈伟荣、冯锦福等人的房间是我们经常去聊天、吃喝的地方。记得有一次，十七中的同学在山口岭河，筑坝干了一段河，捉了很多鱼，煮了2大盆，还专门去小卖部买了橙花酒，大家一起吃喝，高谈阔论，真是非常高兴，也是大大改善了一次生活。李忠民在苗圃工作，我在林管班时经常去他那里，他附近有个小水库，我去那里一是可以游泳，二是可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沾一下光。

　　十七中的还有李志成、潘安中、陈炳光、廖伟雄、陈培伟、陈炳光、康国强、牛宝仪、李美华、郑煜湛等，二十四中的黎锦琪、陈青云、梁国强、彭雪飞等。

　　十连的各地知青相处的还好，我们调过去一年多，未发生过知青们之间打架的事，也没有发生不同地方来的青年之间的斗殴的事。（过去在其他连队，曾发生潮汕青年和其他地方的青年打群架的事情）在十连，除了有广州知青，还有江门知青林仲萍、陈素珍、赵巧珍、谭小珍、贾加珍、吴秀球、陈合彩、吕月美、陈仲平、关炳强、吕炳堂、苏成晃、林同东、罗锦雄、郭亚新、赖锦祥等，湛江知青（湛江二中学生）林献等，海口知青王继文、陈兴章陈兴贵兄弟、姚若涛姚若澎兄弟、韩闯、廖惠卿、潘文英、曾惠珠、陈邦桢等（海口一中的学生），汕头青年林少彬、韩锡华、李增产、李春杏、廖惠卿等，揭阳青年、普宁青年、潮阳青年等各地来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很多人都记不起名字了）。大家都很友好地相处，共同为十连的建设和生产做出贡献。

　　余万宁、林豪、黄伟洲从伐木班调去捞珊瑚（石灰班），在文昌市长坡，张任豪也调了过去。我和旦旦抽空，在团部搭去运珊瑚回团基建队烧石灰的汽车去了长坡，在那玩了三天。游泳、潜水、捞海参。头一天吃鱼，高兴得很，大饱口福。由于没青菜，第三天就腻了，赶快跟车回团里了。

　　临走还捞了海参带回山口岭，兴冲冲地洗干净，用油爆、水炖，还放了姜、葱、蒜作调味品。等到一吃，无比涩，难以入口，只能全部倒掉。心痛得很，大叫可惜，浪费了油、柴火，还有我的一片心机。后来才知道，海参除了要去掉内脏，还得用木瓜叶泡的水浸泡一天，去掉黑色的表皮才行。

在黎明水库边知青合影（左边照片：黄伟洲，

肖大连，武振海，右边照片：武振海，

肖大连，黄伟洲，周冀裴）

　　山口岭的人物最值得一提的是施德祥，浙江人，好像也是复员兵退伍来到农场的，时间大概是年。他是割胶工，工作还挺不错的，问题是，他想老婆想得出格了，老想追女知青，我们认为他是花痴。说几件趣事：通常人在太阳底下晒衣服、晒被子，他在太阳底下是晒“钱”。在连队球场上，把凳子床板摆在大太阳底下，上面摆着新被面、新枕头等全新床上用品，当然还有新衣服，在床板的一角，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张张十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而施德祥却在树荫处悠闲地吹着口琴，这可是山口岭一奇观。连队老人见多不怪，我们这帮新调来的人可看着新鲜了。他有一张照片压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他穿着白衬衣蓝裤子，手抱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特意把左手戴的手表亮出来，站在自己房间的窗外照的。窗外的墙上写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他恰好站在修字旁边，我笑话他，是“修”字号人物的真实写照，搞得他把照片收了起来，不再放在玻璃下面了。为了追女生，他买零食给女生吃；站在廊柱旁对着女生房间吹口琴；还听我呼忽悠,把全套新铺盖拿出来，铺好，再从床铺到门口、走廊洒上香水（那时的香水就是花露水），以吸引女生过来。最离谱的一次是,连队为搞小水电站，集中工人在山口岭河挖引水道和出水道。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时，施德祥冲到土堆上，手上扬着2张通行证，大声宣布：我要和何丽瑜（汕头女青年）回浙江结婚了，通行证都开好了。然后兴冲冲地跑到加积买了元的物品。收工后我们才知道,何丽瑜和他根本没一点关系，他自己私自到团部开了2个人的通行证，然后到修小电站的工地去宣布的。当然这只是施德祥的一厢情愿，事是不可能成的。直到我调回广州，施德祥还在为找老婆忙碌着呢。

　　还有一个值得提起的，就是知青们的探亲假。如果说上山下乡缩短了学生、青年们的思想距离，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共同的思维语言等。而回城探亲却有另一番意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对每一个知青都是宝贵的，他（她）回家不仅是探望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还要探望未能回家的同学、朋友、农友的父母和家人，给他们带去子女平安的信息和少许海南物产（如椰子、自制的糖椰片等）。他们把在城里的知青家人都串连起来，使青年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扩展到父母长辈之中。看到探亲的知青来访，父母如同看到自己的儿女一样，那么亲切，那么热情。在探亲回城的过程中，不少人和同学、农友家的长辈们结成了忘年交，这一点我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当然探亲结束回海南时，带回的不仅是食物、日用品，还有各位家长的谆谆嘱咐和浓浓的亲情。作者在十连割胶

下乡容易回城难。

　　凡是当过知青，上过山下过乡的人都知道。所以最后以这个题目讲一下我的见闻：

　　在东红的二中同学里，最早离开的是一年兵团成立后，安山的董少侠、杨三东，还有陈汉等人，他们这批人是通过当兵离开了兵团。这些人是军人家庭出身，或者是家里有过硬的军方关系。还有杨小东是在东红农场当的兵，时间应是和董少侠他们在同一时间段。

　　据我所知，第二个走的是孙雅文，她是因为在湛江农场的弟弟出了不幸的事故，广州巿为了解决照顾她年迈，而且有丧子之痛的父母，出具了手续，使她回到广州了。

　　再就是余万宁、朱思敏，他们被团里推荐，分別送到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和中山医学院，成为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离开了海南回到广州读书。毕业后余万宁分配到广东农垦总局工作，朱思敏在中山医学院留校当了教师。

　　何代宁那一批是广东省外贸局以招工为名誉，由招工人员带名单，一共人，都是广东省外贸局职工子弟，在各团调人回广州外贸系统工作。他们是在余万宁之后离开兵团的。

　　我回广州又是在广东省外贸局招工之后的事。

　　年下半年母亲被解放，落实了政策。而广州巿革委会曾经有一份文件讲到，儿女都在外地（上山下乡或工作）的父母，可申请一个儿子（女儿）回城工作，这样也可照顾到上了年纪的父母。因此母亲打了报告给广州巿革委会，获准调一儿或女儿回城。当时我们三姊妹都在海南，姐姐在儋州市的中学当老师（“文革”中大学毕业后分配去的），妹妹小湘和我都在东红。这次回城，母亲和小湘商量过，结果小湘先让我回广州，因为她知道若不是广州市革委会的红头文件和调令，我是很难离开兵团的，从连队到团部的各级领导，我得罪的人太多了，我要走，他们这些人肯定会扣住不放人。对妹妹这样的谦让，我终身铭刻在心里。

　　当时办调动时我正好在广州探亲，团里调动手续和公安的户口迁移，都是同样被调回广州的李志成代办的。不过我们这段时间办调动手续的人，还是让兵团给整了一下，强迫我们只能办退职手续，否则不给我们回广州，迫于无奈，只能就范，兵团用区区几十元的人民币让我们的4年工龄归零。

年回城探亲，

与已回广州的好友合影

最后是回程：

　　十月月底我回到连队后拿到了手续，就跑了几个连队，丰收、东安、红二、红岭等作了告别一行，当然少不了和山口岭的弟兄们“挥泪”告别。说实话，我们是兴奋，他们是羡慕。

　　我、李志成、林献（湛江知青，她也正好是办好手续回湛江市的）三人一起走的，到了大路居然买不到去海口的车票，而连续几趟过路车都挤不上去。没办法就决定拦过路的卡车，开始我和李志成拦车，根本没司机搭理我们，后来商量好林献一人去找司机谈，谈好我们才跟着上车。正好有一台车在路旁停了下来，林献就找司机要求搭车去海口，我们看司机答应了后，就赶紧抛行李进车厢，人也马上爬上车，司机一看也没法反悔，终于我们顺利到达海口。去看船票，又是失望而归，这两天的船都满座，真是一路烦恼，走得艰难。为了早日回到广州，我们决定买第二天的水路联运的票走。这是坐船过海到海康，再坐长途汽车经湛江、开平、恩平到台山，晚上八点的船（花尾渡）走珠江顺流而下第二天早晨近五点到广州大沙头码头。

　　无巧不成书的是，回到广州的这一天是11月6日早晨。我是年11月6日上午坐船离开广州去海南的，今年1月6日我又坐船回到了广州。而这篇回忆上山下乡的往事的文章又是在年11月6日这一天完成的，这也是我们二中东红农友们上山下乡45周年纪念日。

后记

　　难以忘却的记忆，刻骨铭心的往事，用文字来进行展现，就显得单调、单薄。但是凡是经历过这种“锻炼”的人，能从字里行间，看到那个年代，懂得其中极为深刻的内涵。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无奈、是艰辛、是苦难、是磨练！抱着的理想是：改造世界，实际上是被世界改造；改造愚昧和贫穷，却是愚昧压制了我们，贫穷征服了我们；在内心和肉体的挣扎中度日如年，在破灭的期望里踏上回城之路。虽然每个人回归城市的方法都不同，但知青们总算是通过回城完成了一个蜕变。

　　不能不承认在农场、兵团我们受了不少不公正的对待，受压制、被“改造”，甚至被威胁。但是我们在这中间学会了劳动生产技能，学会了逆境生存，造就我们压不垮、打不怕、不屈不挠的坚强信念、能战胜所面对的任何困难和阻碍的能力。这就是收获，是我们以后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坚实基础。

在农场、在兵团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在我们的记忆里是难以磨灭的，我把这一切如实地写下来，是想给下一代、给儿孙们、给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一个历史的影像，让他们了解在这个时段中，我们所经受的喜怒哀乐，我们内心所容纳的那一切：热情、冲动、期盼、挫折和磨炼！

　　 　　年8月31日

作者简介：肖大连，广州二中届高中毕业生，年11月上山下乡到海南琼海市国营东红农场，在红岭一队当林管工，种过水稻，种过菜。年11月当班长带队参加新建二十八连的建设和开荒，养过猪。年8月调到山口岭队，当割胶工、林管班副班长。年月11月按有关政策规定调回广州市，在广州树脂厂当机修钳工。后到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有机系高分子化工专业学习，年毕业后分配在广州塑料十七厂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后调入广东省塑料皮革工业公司任科员、副科长，工程师。企业化管理后任企业厂长、经理、公司办公室主任等职。年退休。

来源：粤海知青网